減稅降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稅收政策，是我國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減輕市場主體負擔、穩定市場預期的重要政策手段，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撐，對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深遠意義。具體如下：

減稅降費實施的意義

　　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減稅降費有助于在生產、交換環節“做大蛋糕”，有利于促進商品要素資源更加暢通流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鞏固和擴展市場資源優勢、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一方面，減稅降費能夠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業有更多資金投入擴大再生產，有助于投資乘數效應的發揮，形成良性循環。尤其是針對數量大、分布廣的中小微企業出臺大力度的減免稅和延緩征稅舉措，有助于緩解其資金短缺、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另一方面，減稅降費通過改變商品相對價格影響部分領域成本利潤，鼓勵企業更加重視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創新驅動發展提高企業效益，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而使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減稅降費有助于在分配環節“分好蛋糕”，實現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利用稅收再分配功能，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減輕中低收入人群稅負壓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撬動消費增長。針對不同家庭具體情況，實施更加精準的政策措施，增加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及時有效回應群眾關切。通過對政府收入做“減法”，換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加法”和社會消費的“乘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鋪就共同富裕之路。

　　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減稅降費政策有助于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的稅權劃分以及逆周期調節與跨周期調節的關系。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減稅與退稅并舉，退稅資金直達企業，有助于營造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減少稅收對市場機制的干擾和扭曲。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后繼續保持增值稅中央與地方稅收劃分“五五分享”比例不變，后移消費稅征收環節并穩步下劃地方，拓展地方收入來源。通過稅費調整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短期性稅費緩繳和長期性減稅降費有機結合強化逆周期與跨周期宏觀調控作用，熨平經濟波動，保持市場預期基本穩定，實現穩增長與防風險長期均衡。

減稅降費是什么意思

　　減稅降費是指國家實施的稅收減免政策和降低企業或個人費用負擔的政策。“減稅”指通過稅收減免措施降低納稅人負擔，主要涉及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稅種；“降費”指降低費用負擔，涉及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繳費。

　　202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完善稅費優惠政策，對現行減稅降費、退稅緩稅等措施，該延續的延續，該優化的優化。2023年7月28日上午舉行國家稅務總局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國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費9279億元，為激發市場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積極支持。

減稅降費與財政的可持續性

　　很多人把我國從2015年開始推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美國的供給學派作類比，其實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以美國經濟學家拉弗等人為代表的主流供給學派強調減稅、降低政府支出以及減少政府干預，以實現激發自由市場經濟活力以及政府收支平衡的目標。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矯正生產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商品供給對需求的適配度與滿足能力。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前提假設是我國的消費能力已處于較高水平，但我國的供給質量難以跟上，這導致我國居民的大量消費轉向了國外，進而削弱了我國的經濟持續增長能力。為了降低企業負擔、增強企業活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強調減稅，但同時又采取了凱恩斯學派的經濟政策主張，強調以政府干預來解決問題，這不可避免地需要擴張政府支出，在經濟增長所提供的有限財力不能抹平二者缺口的情形下，財政收支缺口就會持續擴大。

　　2018—2022年，我國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支缺口分別為37544.29億元、48468.29億元、62765.15億元、43118.36億元、56905.69億元。從近幾年的財政赤字率來看，基本在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3%紅線標準上下波動。為了彌補財政赤字，2018至2022年全國整體政府債券發行規模（包括國債、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分別為78872.89億元、86497.22億元、136423.01億元、143713.74億元、170592.97億元，2023年的發債規模也進一步擴大。從累計規模來看，2022年全國整體政府債務余額609344億元，2023年規劃的中央財政國債限額298608.35億元，地方政府一般債務限額165489.22億元，專項債務限額256185.08億元，總額為720282.65億元，而債務的發行是需要支付利息的，利息支出也是財政的一個重要負擔。

　　為了激發企業活力、支持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需要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但在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財政收支矛盾突出的形勢下，應高度關注財政的可持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