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席老的人生經歷，像是觀摩一位老會計在時代的洪流中書寫自己的編年史。這本“人生歷史書”的第一頁，從一位河南學生跟隨解放步伐輾轉多地扎根廣西開始說起。

2015年8月初，在廣西財政廳會計處協助之下，中國會計視野網“會計口述歷史”項目組前往廣西南寧，采訪席玉聚老先生。1923年，席老出生于河南，從河南大學畢業后，跟隨解放的步伐，輾轉開封、武漢，最后扎根廣西，長期從事會計教育工作，并從廣西財經學校副校長任上退休。

當采訪快要結束的時候，席玉聚一再地叮囑我們：“采訪我的材料，隨便你們怎么用，但如果要形成文字的話，我建議主題最好簡單些，就寫一個普普通通的老會計的人生經歷。”

雖然席老一直希望我們將他的經歷盡量描寫的平淡一點，但縱覽其在過去92年間的人生履歷，不難發現，這個“老會計”身上蘊藏著一種老一輩財務人特有的實干家氣質。

他曾經在解放前國民政府開辦的救濟署里任職，也曾經在解放后以廣西財政廳官員的身份參加了兩屆全國會計工作會議；他曾毫不留情地痛罵學生學藝不精，卻又以非常的包容之心原諒了學生在文革中對他的迫害。在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后，是時代變遷在席玉聚身上留下的印跡。而回顧席老的人生經歷，也正像是觀摩一位老會計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書寫自己的編年史。

漂泊在路上的求學路（1943—1947）

雖然自己的曾祖父依靠皮革和錢莊兩門生意曾經一路打拼到整個汝州商業領袖的地位，但由于后曾祖母所生的三個兒子沾上了毒癮而揮霍了絕大多數家產，等席玉聚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

不過，好在家里自曾祖父被授予“孝廉方正”之后便流傳下來的注重子女教育的傳統并沒有丟，因此，席玉聚兄妹五人里面，除了席玉聚的三哥由于繼承家業沒有把書念完之外，其余四人均較為完整地完成了學業，而其中又以席玉聚的學歷最高。

1943年，從當時河南省最好的中學——安陽中學畢業后，席玉聚考入河南大學。為日后便于就業，母親叫他報考了經濟系。時值抗日戰事膠著之際，全校師生顛沛流離，從伏牛山腳到丹江口荊紫關鎮，再西進至陜西。抗戰勝利，河南大學才又搬回到開封。席玉聚的大學生涯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樣的炮火與奔波中度過的。不過，雖然讀大學的過程很辛苦，但席玉聚仍然在極其有限的學習時間里努力地汲取知識。

曾經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會計學碩士學位的王牧罕是當時河南大學經濟系的系主任。現在回想起當時王牧罕執教的情形來，席玉聚依然記得非常清楚。“王牧罕是系主任，公務比較繁忙，一般的理論課就由他的助教來上了。那時候的大學，不管你上課不上課，從來不點名，但是王教授特別交代，每一堂課都要點名。我這個人膽小，所以從來沒有缺席過，寫作業也很認真，因此考試成績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河南大學在戰亂中流失了非常多的教師資源，但學校還是請到了馮友蘭、姚雪垠、李約瑟等知名學者來校講學，這讓席玉聚在經濟學、財政學、會計學、審計學等經濟系的課程之外汲取了哲學、文學的涵養。就這樣，1947年，席玉聚完成了名義上是四年，實際上卻有一年半都奔波在路上的大學生涯。

在救濟署初入職場（1947—1948）

1947年，席玉聚大學畢業以后的河南，大片土地都已經解放了，只是開封城還處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在那個戰亂流離、人心惶惶的年代，即便是天之驕子的大學畢業生也難以找到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

不過，正當席玉聚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發愁時，大學時的系主任王牧罕卻幫助他在河南省救濟署謀到了一份差事。當時救濟署的署長和王牧罕是留美同窗，兩人又都是河南的同鄉，恰巧救濟總署要結賬，所以救濟署的署長就要王牧罕介紹幾個懂會計的學生。由于席玉聚的會計課成績非常優秀，所以救濟署第一時間就聯系到他，讓他安排同學們的面試事宜。最后的結果不出所料，在被救濟署錄取的六個畢業生的名單里，席玉聚名列其中。

在成功進入救濟署工作之后，席玉聚第一次親身接觸到政府機構的會計運作。

據席玉聚回憶，當時的救濟署會計室分為三個股——一個是稅基股，是編預算的；一個叫審計股，是做內審的；還有一個就是會計股。這三個股各有分工，各司其職。原始憑證到會計室了以后，由審計股驗證會計憑證的真實性，編寫記賬憑證。之后由會計股登賬、結賬。

“實際上，救濟署的這個制度很簡單，就是政府會計，沒有成本、銷售的概念，就是經費支出，再一個就是分支機構的報銷、記賬、往來賬。”席玉聚回憶道，“不過，雖然賬的結構很簡單，但是我們這個會計主任的要求卻非常嚴格。登賬的時候如果字寫得亂七八糟，出了差錯，那他一點面子都不給，直接批評當事人。”

說起這個會計室主任對工作的要求之嚴格，有一件事直到現在仍然讓席玉聚記憶猶新。

當時，和席玉聚同時去救濟署工作的人里，有兩個復旦大學的畢業生，一個沒有學過會計，另外一個則是經濟系畢業，學過會計。但當月末主任檢查工作時，發現那個學過會計的把非常簡單的借貸方都記反了，反倒是那個沒有學過會計的畢業生沒有出錯。主任大發雷霆，把賬本摔到地上，怒罵道，“你沒有頭腦嗎？什么大學畢業？吃的什么干飯啊？”，把那個出錯的人罵得呆站在那里，一言不發。

從那時候，席玉聚就在心里有了這樣的念頭——學校一定要注意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作為學校，要么你就不培養，只要培養的話，最起碼得讓學生的實際操作過關。而這也成了他日后從事教學的指導思想。

除了在會計室，席玉聚還兼任黃泛區鑿井隊的會計，工作量非常大。在將近1年的時間里，他基本上就是在救濟署和鑿井隊兩地奔波中度過的。

“上午在救濟署登賬，下午到鑿井隊處理賬目，晚上再回到救濟署會計室處理工作，經常晚上加班到11點。”雖然很苦，但席玉聚現在回憶起來卻輕描淡寫，“當時年輕力壯，吃點宵夜一晚上就熬過去了，也沒什么大不了的。”

1948年，國民黨政府決定將救濟署搬遷至上海，席玉聚第一份工作就這樣結束了。不過好在當時黃泛區復興局的機耕隊長是席玉聚河南大學的校友，他邀請席玉聚去復興局里面繼續從事會計工作。不過，還沒等席玉聚去復興局任職，開封就解放了。

跟著革命的洪流，向南！向南！（1948—1953）

開封解放以后，城里到處是新政府吸收知識分子的公告。席玉聚有點動心，也想為新政府做些事情，但和當時很多人一樣，心存疑慮，不敢貿然參加新政府的工作——那時候淮海戰役剛剛開始，勝負未定。

這時，有個人從后面拍了一下席玉聚的肩頭。席玉聚轉身一看，居然是一位解放軍，腿上打著綁腿，身上穿著灰軍裝。等他再仔細一看，才看清楚，這不是當時救濟署農墾隊的隊長嗎？原來，這是一名共產黨地下黨員，解放后才公開身份。這位農墾隊長熱情地拉他到冷飲店，坐在那里講形勢，動員他參加新政府的工作。看到席玉聚心里還有點猶豫，于是農墾隊長說：“這樣，給你三天時間回去考慮一下，想清楚了再來軍管會找我。”

三天以后，在母親的鼓勵下，席玉聚來到軍管會。在這位農墾隊長的介紹下，席玉聚先是被分配到開封市人民政府建設科做科員，后來又被介紹到市政府辦公室兼職做會計。這也使席玉聚有機會接觸到新政府的會計制度。

“現在如果回想一下當時的開封市人民政府的會計制度的話，應該說當時是沒有完整的會計制度的，只有一個簡單的收支制度。”席玉聚回憶道。

出于好奇，席玉聚還問過市政府辦公室的老會計關于解放區會計制度的問題。那個老會計告訴席玉聚，由于時常需要行軍，解放區用的記賬方法十分簡單，就是“上收下支出”。后來，一位蘇北根據地的會計同志進一步和席玉聚解釋說，解放戰爭中的會計實際就是兩個包袱，一個包袱裝錢票、米票，另一個包袱裝兩本賬——上收下支的流水賬和分戶的借款還款賬。這樣，等戰斗一打響，兩個包袱一扎就可以行軍。

后來，為了更好地融入到革命建設中，席玉聚報名參加了中原大學的思想改造培訓班。這個思想改造班主要以改造舊知識分子為主，當時一共招收了一百多人。當時的上課形式比較簡單，教室就是一個小禮堂，一人一個小凳子，坐在里面上課。不過，雖然環境簡陋，但是并沒有影響席玉聚和其他知識分子對于新知識的渴望。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問題，每個隊里還專門配備了幾個輔導員為他們做指導。

當時形勢緊迫，南方大片新解放區急需青年干部，入學三個月后，學校就開始分配學生去各地任職了。由于學習成績優秀，又是一百多個學生里面僅有的兩名大學生之一，席玉聚畢業后就留在中原大學教研室工作。

五月初，解放軍渡過長江，武漢解放。根據中南局的指示，中原大學南遷武漢。

10月，湖南和平解放，“兩廣”解放在即。這時，中南局要求中原大學抽調一部分力量到廣西創辦革命大學。席玉聚深受革命新氣象的鼓舞，積極報名南下。1949年12月底，席玉聚一行到達桂林，在原德智中學的校園里，成立了廣西人民革命大學，席玉聚任會計股長兼總務科副科長。

當時，全國各大院校的教學方向普遍由政治思想教育轉向專業教育。廣西人民革命大學抽調江毅、席玉聚和其他幾位骨干去人民大學、河南大學等院校去“取經”，學習辦專業學院所需的機構設置、人才配備、教學內容等等。

1951年，廣西革命大學成立了農林、工程、教育、財經等四個專修科。北上取經歸來的席玉聚任財經專修科副主任兼高級會計一班班主任。此后兩年多的時間內，財經專修科為廣西培養了800多名會計統計人才。

1953年，廣西革命大學解散，席玉聚被分配到廣西省財政廳經建科，任工業企業財務組副組長，開啟了另一段旅程。

為新制度奠基（1953—1958）

調任財政廳以后，席玉聚發現，當時會計人員的專業基礎十分薄弱，甚至連財政廳的很多職員都不懂會計知識。

1953年10月，中南財政管理局召開企業財務會議，一是交流會計工作經驗，第二個就是要求各地布置財務收支計劃。了解基層財務人員會計專業素質的席玉聚深知，要想各地完成財務收支計劃的編寫，必須加強對財務人員的培養。

回到廣西后，財政廳聽取了席玉聚等參會人員的建議，決定在下達任務以前，先召集各縣的企財組長進行學習，專門為他們講解財務收支計劃的編制問題。廣西省財政廳希望以這些企業的財務基層領導為突破點，展開財務收支計劃的編制工作。

但最后的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一番培訓過后，100多家廠礦企業里最后交上來的財政收支計劃卻只有十幾份。

1954年初，財政部頒發了統一工業會計制度。在下發這個制度時，席玉聚考慮到當時企業財務人員的專業素質，還特意在文件后面做了一定的注釋，比如說，什么是固定資產折舊、什么是代替賬戶的運用，以及成本計算等等。

但最后的結果和前面提到的財政收支計劃一樣——由于基層財務人員的會計基礎非常薄弱，新會計制度的推行舉步維艱。

“我們先去了工業比較集中的梧州地區，又到玉林地區檢查了三四個縣。最后得到的結論就是，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工廠，已經按照新制度，基本上把賬改了，但科目的運用，還是有一些錯誤。”席玉聚回憶道，“這還算好的，下面的一些小廠礦干脆就沒有實行。其實這也并不能怪基層財務人員不努力，很多小廠的財務人員就兩個人，一個會計，一個出納。有的干脆只有一個會計，出納還是廠長兼的。”

了解完情況后，席玉聚向上級遞交了一份書面報告，提出兩個建議：第一，財務人員專業素質提不上去，新制度根本無法貫徹，因此要加強對財務人員的培養；第二，設計一個簡易版的會計制度，供小企業使用。

后來，財政部很快就接納了兩條意見，先是出臺了一個簡易工業會計制度，便于縣級廠礦使用。隨后，廣西省財政廳也開始了對基層財務人員的培訓。

經過幾期培訓班的努力，1956年，席玉聚再去基層了解情況的時候，形勢就已經有很大的改觀了。不管是大廠礦還是小廠礦，都按統一制度建立了會計科目，進行會計核算。

正當全國的會計事業蒸蒸向上的時候，一場政治運動卻打斷了這個進程——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了。

涉險度過兩次政治運動（1958—1978）

現在回想起大躍進運動對于全國經濟民生的破壞，席玉聚依然痛心疾首。

“當時，全國各地流行‘放衛星’、虛報產量。我們廣西有一個地方匯報說，一畝地一年能產50萬斤稻谷。”席玉聚回憶道，“老百姓有個順口溜，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黨中央”。大躍進運動給會計制度也帶來了很大的沖擊。當時會計核算被看成是右傾保守主義，激進的人們認為會計核算阻礙了經濟發展。

“當時人們就說，你們這些財務人員搞什么會計報表，核算什么成本？根本就是保守派。”席玉聚說到這些時，仍然有些激動，“當時，整個會計系統都亂了，尤其是這些賬，全被人們給燒了。”

1961年冬，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隨后，1962年5月，財政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會計工作會議。席玉聚清楚的記得，在這次會議上，說起大躍進運動對會計核算制度的破壞時，很多人放聲大哭。

會后，席玉聚回到廣西著手恢復會計制度。到1963年，席玉聚再到基層去檢查的時候，多數企業的會計制度基本都恢復了。但是可以看出來，大躍進對于會計制度的破壞是長期性的。

“首先，好多會計人員都調離工作崗位了。在大躍進期間，一些有經驗的老會計下放的下放，調離的調離，新手又完全接不上班，青黃不接的現象十分普遍。”席玉聚總結道，“第二個問題，在大躍進期間，一切以公社為主，把財產的管理完全打亂了，使財政蒙受了很大的損失。”據席玉聚和其他財政廳同事統計，在大躍進之前，廣西全區一年的財政收入大概2個多億，經過大躍進的破壞之后，驟降到1個多億。

大躍進之后，為了快速恢復被運動破壞的會計制度，解決會計人才青黃不接的現象，廣西省財政廳決定首先從人才培訓抓起。1963年，廣西財政廳決定成立財經學校，要求各單位踴躍貢獻人才。出于對教師這份工作的向往，席玉聚報名參加了財經學校的建設工作。也正是這一年，財經學校招收了第一屆學生。

招生之后，就涉及到財經學校的定位問題了。當時財經學校的一位老干部原來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農村教師，懂教育，他提出，要辦就辦專科學校，要向財政部和教育部打報告，要求成立財政大專學校。但教育部可能考慮到財經學校的師資力量還不夠雄厚，批準成立的是財政中專學校，主要招生對象設定為高考落榜生。

學校定位問題解決以后，又面臨著學生使用哪種教材的問題。當時財政部分配來了一批中專教材，但是席玉聚覺得中專教材太簡單，對于高中畢業生來說，這些教材“喂不飽”。

于是席玉聚向財政廳申請，財經學校要用大專的教材。后來，財政廳批準了席玉聚這一申請，并派遣他去北京一些大專院校學習先進辦學經驗。

席玉聚北上學習之行的第一站是中央財經學院。席玉聚到那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咨詢人家用什么教材。中央財經學院給席玉聚推薦了閻金鍔教授編寫的工業會計核算教材，說那是按蘇聯核算內容編寫的，比較標準。為此，席玉聚又找到閻教授本人，當面向他請教教材編寫，知識重點。

以后的幾年時間里，到北京“求學”成了席玉聚每年暑假固定的事項，在這段時間里，席玉聚更為深入地了解了會計教學的精髓。

回想剛開始建校的時候，席玉聚最深印象就是忙。“開始我主講會計原理、工業會計兩門課。后來又開設了企業財務課，老師不夠，我就又頂上去講課。再后來，又開設了經濟分析課，還是沒有老師，于是我又頂上去。反正就是哪里缺人了，我就頂上去。”

由于當年救濟署會計主任摔賬本痛批學生學藝不精的情形給席玉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席玉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觀點，就是培養學生要尤其注重專業素質培養。

“其實，除了在當年曾經目睹救濟署主任摔賬本，后來我也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一件事情。”席玉聚回憶道，“我還在企財處做副組長的時候，組里來了一位中南財大的畢業生。后來叫他審報表的時候，我發現他根本不會。不會審你說嘛，他不，他亂填。后來我就去批評他。我說，你們在學校學習的時候，就沒有學會計報表、結構、分析、審批？他說，沒有。我說，你懂不懂？他說，哎呀，我這個還不懂啊？我大學本科畢業。后來他就有點惱火了。后來我就感覺到，出現這種狀況是我們的學校教育出了問題。”

為了加強學生的專業素質教育，席玉聚采取了兩種辦法：一個是在課堂教學方面，讓老師們盡量由淺入深，通俗易懂，讓學生掌握真實工作的方法。還有一個就是，每一年都要把學生“下放”到企業，從事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的實務工作。

后來的結果也證明，這兩種方法對于學生專業素養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財經學校的畢業生也成為了各大企業爭搶的對象。

可是就在財經學校按部就班地發展專業教育時，另一場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又爆發了。由于席玉聚是教務科長，平時跟學生接觸最多，所以等學生造反的時候，也是受牽連最嚴重的。

“學生造反以后，就給我戴高帽，拉到臺上批斗。其實當時批斗的理由都是瞎編的，有些事情本來是好事，卻硬被說成是壞事。比如，有一個學生得了個肝癌，由于家里窮困，沒有錢來治病。我就專門跑去找財政廳，說這個學生家里很困難，他的醫藥費一定要替他解決。后來因為不符合規定，沒有批下來。結果，最后在造反派學生的口中，這件事卻變成了，說我不讓財政廳給錢替學生治病，說我殘害貧下中農。”時隔多年，席玉聚回想起這些來還頗感到委屈。

幸運的是，當時的財政廳廳長和人事處長非常體恤下屬，親自到學校為受迫害的老師平反。當時他們兩個親自住到學生宿舍里面和造反的學生做工作，一直住了一個多月，才為席玉聚等四個老師平了反。“我十分感謝他們倆。”席玉聚動情地說，“是他們讓我非常幸運地躲過了那場浩劫”。

為學生和學校再出一把力（1979—1984）

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全國上下一片歡騰。席玉聚也開始參與學校的恢復、整頓。

1979年，財政部在煙臺召開全國財政教材、科研座談會，席玉聚被指定為中等財政學校教材編寫組的副組長。在隨后的兩年時間里，席玉聚主要的精力全放在了教材的編寫上。為了教材能夠早日出版，席玉聚不停地奔波在教材編寫組和財政部之間。他的足跡幾乎遍布了除西藏、新疆、黑龍江等之外的所有省市區。

在編寫教材的同時，有著副教授職稱的席玉聚還被多個單位和地區聘為中級會計師職稱評委會委員。可以說，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一直到后來退休，教材編寫和職稱評審這兩項工作幾乎占去了他全部的時間。

不過，在1984年，席玉聚還是在百忙之中完成了兩件重要的事情，也解開了自己多年的心結。其中一件事就是，在席玉聚的不懈努力下，財經學校成功由中專升為大專。

1984年，席玉聚北上財政部開會。在這次會議上，席玉聚得到一個重要信息。“當時的財政部教育處長和我說，在歐洲、美國這些西方國家里，公務員的學歷起點是大專，但現在我們的財政干部，要不就是本科畢業，要不就是中專畢業，缺乏大專這個過渡層次，因此，以后我們要加強大專這一層次人才的培養。”一直想把財經學校辦成大專的席玉聚敏銳地發覺，這是一個實現自己愿望的良機，對方甚至直接和他說，“你回去就和你們省里匯報，就說要成立財經大專。”

滿懷欣喜的席玉聚馬不停蹄地趕回省里，開始申請，但是財政廳人事處卻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財經中專是財政系統投資建立的，而等財經中專升成大專以后，學校的財產物資就都歸教育系統了，人事處說，這不行。正當席玉聚一籌莫展時，參加財政部全國財政會議的劉鳴山（音）廳長回來了，他傳達了上面鼓勵財經中專升財經大專的精神。有了組織的支持，席玉聚感覺心里便踏實了，他不停地在教育廳和財政廳之間溝通、協調學校省級的事宜。

1984年，財經學校成功完成由中專向大專的升級。

而就在同一年，席玉聚又解開了自己另外一個心結。時間撥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天，財經學校六三屆和后面三屆的畢業生到教育部去造反，說受到財經學校的迫害。因為這些人本來就是高中生，但是從財經學校畢業后卻只獲得了一張中專文憑。為此，席玉聚還在這些學生面前做了一個檢討。后來由于種種原因，這些人的學歷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而這件事也成為席玉聚的一個心結。

1984年，席玉聚找到教育廳，他拿出當時的教學大綱和教材來，和教育廳的人說，這些教學大綱和教材都是按照大專學歷設置的，所以他們受的也全是大專教育，應該為他們解決大專學歷的問題。后來席玉聚又利用自己這些年積攢下的人脈關系，成功地為最初的幾屆畢業生解決了大專學歷的問題。看到這些財經學校的畢業生們學歷問題得到解決后，個個都如虎添翼，席玉聚心里甚是欣慰。

1984年，席玉聚62歲，向組織提出了離休的請求。

兩年后的1986年，組織正式批準席玉聚離休。而在前一年，席玉聚獲得了教授職稱。

在采訪的最后，席玉聚說到對現在青年學生的期望。

席玉聚直言，現在的學生學習條件比以前好了不止千萬倍，但是學習風氣卻遠不及當初。

“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讀舊大學的時候，我們都是搶圖書館座位。現在的圖書館冬暖夏涼，但是學生們卻都不愛去了。”退休后的席玉聚住在學校，不時地還會去教學區轉一轉，當看到空蕩蕩的圖書館時，他心里不禁五味雜陳。

席玉聚不理解為什么現在的學生不再像以前一樣甘于清苦、勤于鉆研，但他知道，要想改變這些，還是得從學校教育抓起。“我還是堅持我的理解，要辦大學，必須要從教育質量抓起。你培養的學生就是你的產品，而你的產品必須要合格，只有這樣，才不會辜負社會各界的殷切期待。”席玉聚斬釘截鐵地說道。

不管是哪行哪業，想要把事情做好，都需要付出很多的心血、精力和時間。會計這行也如此，這不是一份努力了馬上立竿見影取得成就的職業，任何職業也都不是這樣的，想要取得成功，獲得行業內的更多知識，還是要沉下心來，努力，才能在行業內有所建樹。

來源：中國會計視野